毛泽东做调查研究具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他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写道：“关于中国的富农问题我还没有全般了解的时候，同时我对于商业状况是完全的门外汉，因此下大力来做这个调查。”可见，毛泽东是带着问题进行调查的，目的就是要正确制定党的商业政策和对待富农的政策，特别是商业政策。

1930年4月10日，红四军攻占江西信丰县城，人民群众热烈拥护红军。然而，红四军由于受到“左”倾错误思想影响，将在农村没收豪绅地主财产的政策直接搬到城市，没收了城内十多家日用百货和杂货商店的财产，一度造成了商店关门、商人停市，不仅影响了城市商业、手工业的发展，还引起了群众的不满。毛泽东从中看到了城乡情况的不同，决定深入了解城市商业状况，制定适合城市的商业政策。在《寻乌调查》第三章第八节《寻乌城》中，毛泽东阐述了对寻乌进行如此深入细致调查的用意。他说：“对于商业的内幕始终是门外汉的人，要决定对待商业资产阶级和争取城市贫民群众的策略，是非错不可的。争取贫民一件事……高级指导机关感觉它的重要了，却始终不能给同志们以行动上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不能把具体工作方法指示出来。这不是由于不了解城市是什么东西才弄成这种现象吗？我是下决心要了解城市问题的一个人。”毛泽东选择在寻乌县开展调查，是因为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他说：“寻乌这个县，介在闽粤赣三省的交界，明了了这个县的情况，三省交界的情况大概相差不远。”因此，在寻乌县开展调查研究可达到“窥一斑而见全豹”的效果。

1930年5月，红四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攻克寻乌县城，在这里停留了一个月，环境比较安定。毛泽东利用红四军正分散在安远、寻乌、平远发动群众的机会，在寻乌县委书记古柏的协助下，接连开了十多天座谈会，进行社会调查。在商业政策方面，毛泽东在寻乌调查后认识到，小商人和手工业者一般能够参加和拥护革命，是革命很好的同盟者，是革命的动力之一，必须争取和保护。在富农问题方面，毛泽东通过调查深刻认识到，对于富农应在经济上限制而不是彻底消灭。1930年6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在土地分配问题上，除了肯定原来的“抽多补少”，又增加了“抽肥补瘦”，完善了土地革命政策。1941年9月，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写道：“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可以说，通过寻乌调查，毛泽东深化了对中国革命的认识，坚定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自觉和自信。

毛泽东做调查研究，强调深入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说：“这些干部、农民、秀才、狱吏、商人和钱粮师爷，就是我的可敬爱的先生，我给他们当学生是必须恭谨勤劳和采取同志态度的，否则他们就不理我，知而不言，言而不尽”“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在寻乌调查中，毛泽东注重从群众中吸取经验，主要采取召开调查会、实地与群众访谈等方式收集资料。

毛泽东提出，参加调查会的人，“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兵士也要，流氓也要”。古柏根据毛泽东的调查计划和要求，选取了10位年龄、阶层等各不相同，但都熟悉寻乌情况的人参加调查会。其中给毛泽东提供大量材料的有4人：59岁的杂货店主郭友梅，51岁的寻乌县苏维埃政府职员范大明，30岁的寻乌县苏维埃政府委员赵镜清，27岁的城郊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刘亮凡。郭友梅曾任寻乌县商会会长；范大明是贫农出身；赵镜清是中农，做过铸铁工和小买卖；刘亮凡在国民党寻乌县署做过办事员。他们对寻乌县城的状况比较了解，基本上全程参加了毛泽东主持的调查会。除此以外，参加过调查会的还有比较熟悉寻乌情况的农民、师范生、小学教师、老秀才等。这些人为调查会提供了充分、可靠的实际材料。每次召开调查会，毛泽东和古柏都提前来到会场，郭友梅等人陆续到来后，毛泽东不以领导自居，总是把主位让给年长者，自己坐侧位。每天晚上，毛泽东都要把当天的记录进行整理归类。通过调查会，毛泽东获得了大量信息，为撰写《寻乌调查》奠定了材料基础。

毛泽东在深入群众的过程中，注重听真话、察实情，他亲身走街串巷，深入政府、商会、店铺、田野采访各个行业的群众，在和老百姓聊天、打交道、做朋友的过程中了解真实情况。毛泽东曾说：“群众不讲真话，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来意究竟是否于他们有利。要在谈话过程中和做朋友的过程中，给他们一些时间摸索你的心，逐渐地让他们能够了解你的真意，把你当做好朋友看，然后才能调查出真情况来。群众不讲真话，不怪群众，只怪自己。”比如，针对他人记载的寻乌县“卖妻鬻子”的事，谨慎的毛泽东仔细询问了当地农民，他在《寻乌调查》中写道：“读者们，这不是我过甚其词，故意描写寻乌剥削阶级的罪恶的话，所有我的调查都很谨慎，都没有过分的话。我就是历来疑心别人的记载上面写着‘卖妻鬻子’的话未必确实的，所以我这回特别下细问了寻乌的农民，看到底有这种事情没有？”经过访谈，毛泽东了解到3个农民家中都有此事，可见农民因遭受高利剥削而境遇凄惨。

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说：“我们研究城市问题也是和研究农村问题一样，要拼着精力把一个地方研究透彻，然后于研究别个地方，于明了一般情况，便都很容易了。倘若走马看花，如某同志所谓‘到处只问一下子’，那便是一辈子也不能了解问题的深处。”

《寻乌调查》内容丰富，堪称20世纪三十年代初关于寻乌的一部“百科全书”。关于寻乌的交通，毛泽东具体分析了水路、陆路、电报、邮政等交通工具的情况。关于寻乌的商业，毛泽东调查了寻乌的进口货或经过货、出口货以及重要市场等情况，并详细调查了寻乌县市场货物的种类、价格、来源、销路、代表店铺、经营者、生意状况等信息。关于寻乌的旧有土地关系，毛泽东对寻乌8个头等大地主、12个二等大地主、113个中等地主的具体情况进行了统计。聚焦寻乌的土地斗争情况，毛泽东深入调查了寻乌土地分配、山林分配、池塘分配、房屋分配、废债问题、妇女地位等17个方面的具体内容，调查细致入微，获取的资料十分详实。

在商业方面，除调查店铺的生产和生意外，毛泽东还具体考察分析了其盛衰兴替的历史。郭友梅在县城开了一家叫“郭怡和”的杂货店，毛泽东对这家小店进行了走访。郭友梅本来是江西万安县人，12岁时来到寻乌。来寻乌之前，他的叔父已经在寻乌县城做了60年的生意，加上他后来的40余年，这个店已经有百年的历史了。清光绪末期，“郭怡和”杂货店的生意达到最盛，是寻乌县城最大的商店，有本钱3000元，可以做到2万元的生意。但从1928年起，农村灾荒，农民受到重租重利剥削，购买力低，买了东西还不起商家的账，商家无本钱办货，又遭到抢劫，所以“郭怡和”杂货店一年不如一年，变成了只剩下100多元本钱的小店。“郭怡和”杂货店的百年兴衰，可以说是寻乌县城商业变迁的一个缩影。

正是由于毛泽东花大力气将寻乌各个方面调查得非常透彻，才能抓住寻乌这个典型，以小见大、以点带面掌握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真实的社会关系。通过寻乌调查，毛泽东深感调查研究对于了解情况，把握实际，以正确的路线、政策、策略指导革命的极端重要性。他深刻总结寻乌调查的经验，将这些经验上升到世界观方法论的高度来概括、梳理、阐述，在进行寻乌调查期间，写下了《调查工作》（后改名《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作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调查就像‘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著名论断。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毛泽东同志寻乌调查“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当前，全党正在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改进调查研究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在毛泽东寻乌调查95周年之际，重温《寻乌调查》这篇光辉文献，继承和弘扬蕴含其中的优良传统和思想方法，对于开展好此次学习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中国档案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