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多年前，在校长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旗帜下，北京大学大师云集，精英荟萃。北大红楼汇聚许多学者和新派人物在此授课，成为中国现代史上的思想和文化智库。1919年5月4日，北大学生从红楼出发，与十几所学校3000余人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他们提出“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诛卖国贼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等口号，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北大红楼孕育的红色种子

位于北京五四大街29号的北大红楼，历经百年，巍然耸立。古朴的木制楼梯，聆听过百年前北大师生的跫音。窄小的图书馆里一排排漫落着时光印记的书籍，曾与李大钊、毛泽东等人朝夕相处。在教室里，鲁迅曾带着浓重的绍兴口音，抑扬顿挫地讲授中国小说史，他幽默风趣的话语，经常引得学生们发出阵阵会心的笑声。1918年，他在一本名为《新青年》的杂志上发表了被誉为中国现代白话小说开山之作的《狂人日记》。

1936年，亚东图书馆与求益书社联合印行的《新青年》第三卷。

从北大红楼向南步行1公里，便到了箭杆胡同20号（当年为箭杆胡同9号），这里就是《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也是其创办者陈独秀旧居。民国时期学贯中西的大师，如蔡元培、鲁迅、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陶孟和、章士钊等人，都在这座小院留下过足迹。

陈独秀早年留学日本，归国后于1915年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打出“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以全新的思想和视角受到广大青年的喜爱。1916年9月，《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12月，接受了北大校长委任状的蔡元培想聘请一位具有革新思想的文科学长，当听到陈独秀来京办事的消息，心中便打定主意，三顾茅庐，终于说服陈独秀，《新青年》编辑部也因此由沪迁京。

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即以白话文取代文言文。1918年初，在陈独秀的策划下，由北大新派教授钱玄同、刘半农以“双簧信”的形式，拉开了新文学和封建复古主义思潮斗争的序幕：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在《新青年》上发表反对文学革命，维护封建文学的读者来信，再由刘半农以记者名义一一驳斥。这些信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文学革命从书斋走向大众，成为家喻户晓的话题。

1918年，《新青年》转为同人刊物，由北大的几位教授轮流主编，不再支付外部稿酬，杂志销量猛增，一度飙升至1.6万份。这一时期，是《新青年》的黄金时代，此时出版有第四、五、六卷，起于1918年1月，止于1919年11月。由于五四运动爆发、陈独秀被捕，第六卷的出版时间相对拉长，从1919年1月延至11月。

自1920年9月第八卷第一号起，《新青年》杂志迁回上海印行，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后几经波折，最终于1926年7月停办。1936年，亚东图书馆和求益书社联合推出《新青年》重印本，邀请蔡元培和胡适在卷首题词。其中，蔡元培的题词是：“《新青年》杂志为五四运动时代之急先锋，现传本渐稀，得此重印本，使研讨吾国人最近思想变迁者有所依据，甚可喜也。”

北京市档案馆馆藏的《新青年》第三卷和第六卷，便是亚东图书馆与求益书社联合重新印行的。重印时间仍按原印行时间，第三卷为1917年3月1日，第六卷为1919年1月15日。

赵家楼点燃的愤怒之火

北大红楼既是新文化运动的地标建筑，也是五四运动的策源地。1919年5月4日上午10时，北大学生在红楼北侧广场集合后，与其他十几所学校的学生齐集天安门，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活动。学生们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宣读了许德珩起草的《北京学生天安门大会宣言》，之后举行了游行。学生代表向美国公使馆递交说帖时，遭到军警拦阻。学生们想起当时中国外交的几次失败，均与时任外交总长曹汝霖有关，于是当即决定去曹宅兴师问罪。

这一天，学生们的活动轨迹与游行路线，在档案里也有记录：他们在东交民巷遭军警阻拦后，“即转北往富贵街，东行过御河桥（今东交民巷东口），经东长安街南行，经米市大街进石大人胡同（今外交部街），往南小街进大羊宜宾胡同，出东口北行，向东至赵家楼曹宅门首”。

赵家楼，原为明代隆庆朝文渊阁大学士赵贞吉的宅邸。因后花园假山上的亭与楼相似，因此得名。民国时期，此地为曹汝霖宅第。

学生们到达曹宅后，见几个大门紧闭，便“将门左首临街之房后窗捣毁，由窗洞搭肩跨入将街门开启，随即蜂入院内”。十几名学生冲进东院西北屋的书房，用报纸、汽油将围屏点燃，火势迅速向四周蔓延。曹宅管家报警后，巡警赶到曹宅“开始殴打学生，有人被打伤，并有32个学生被捕”，赶来的消防队员从两边将曹宅的火扑灭。

1919年5月7日，北京学界举行大会迎接被拘留的北京高师爱国学生返校时合影。

5月7日上午，由于蔡元培等人坚持保释学生，被捕的32名学生全部出狱。北京学界举行大会迎接被捕学生归来。

1919年，京师地方检察厅在“火烧赵家楼”事件后审理被捕学生的记录（部分）。

作为五四运动的参与者，许德珩在1980年有感而发，在《五四群英》一书的题词中写道：“泱泱大国，五四群英；心忧天下，身无半文；面壁十年，志在救民；赵家楼火，万众一心；烧尽腐恶，与民维新。”几句话道出了五四运动中青年人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博大的爱国情怀。

6月3日之后，五四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全国学生都卷入了反帝的怒潮之中。

北洋政府忌惮的《北京市民宣言》

1919年6月《北京市民宣言》

1919年6月9日，为支援五四运动，陈独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提出：

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左：

（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

（2）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

（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

（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

（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愿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

（各处接到此宣言，希即复印传布。）

为了让这份具有指导意义的宣言能够广为人知，陈独秀把目光放在了人流密集的北京新世界游艺场。6月11日，身穿西服、头戴白帽的陈独秀与胡适、高一涵等安徽同乡在新世界游艺场的一家饭馆里聚餐后，便准备单独执行特殊任务——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手提一个塞得鼓鼓囊囊的方包，准备寻找一处人少且黑暗的地方，趁没人注意，像天女散花一样将传单散发出去。未承想，他的装束明显与周围的游客不同，再加上频繁上下楼的举动，早就引起京师保安警察马队探员秦树勋、李文华的注意。当他正打算在5层的隐蔽处向游客抛撒传单时，李文华等人迅速将其逮捕。警察从他的包里搜出来一大卷传单，又去箭杆胡同9号里里外外地搜了个遍，搜出《北京市民宣言》传单和不少进步杂志、信函。《北京市民宣言》中所提的要求，条条令北洋政府心惊胆战，所以才有了深夜在新世界游艺场跟踪并逮捕陈独秀的事件。

陈独秀被捕后，北京各报在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6月14日，京师警察厅以书面形式向国民公报馆发出警告，“一则曰：近日外间发布之《市民宣言》传单，政府疑为陈氏所发。再则曰：政府认此次学生风潮发难于北京大学，皆陈君鼓吹新思想所致，故有拘捕之举。……嗣后对于此等案件勿得妄加臆语，惑人听闻”。经全国各界各业各派人士的齐力营救，陈独秀在被关押了90多天后出狱。

李大钊为此在《新青年》上发表《欢迎陈独秀出狱》一诗，其中一节写道：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有许多的好青年，

已经实行了你那句言语：

“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

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

他们都入了监狱，

监狱便成了研究室；

你便久住在监狱里，

也不须愁着孤寂没有伴侣。

这是新文化运动的重大胜利，也是五四爱国运动在实现罢免卖国贼、拒签《巴黎和约》之后的又一重大胜果。

文中所示档案资料为北京市档案馆藏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4年5月3日 总第4131期 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