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所接触的英国人中，他们对英国租占威海卫并不认为是一种侵略行为，他们认为那时中国太软弱了，英国人来帮助中国免受欺负的。我的一位英国朋友就透露过这样的观点。但更多的英国人不愿同我们直接谈论这个话题。谈的更多的是骆克哈特与庄士敦这两个人物，他们认为这两个人为中国做了不少好事，他们甚至为其感到骄傲。这里，他们忽略了这样一个史实：两任行政长官都是英国在威海卫实行殖民统治的代表，他们奉行的是大英帝国的旨意，代表了英国侵略者的利益，他们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实现殖民统治的目的。当然，就其两个人的性格特点来讲，也都有一定的长处。

　　我佩服骆克哈特的学习精神。

　　骆克哈特精力过人，毅力超常，才华出众。对中国的文化无所不学，无所不通。在苏格兰图书馆，

我们见到了他的读书笔记。从他的笔记中可以看出，《论语》、《易经》、《大学》、《中庸》、《左传》、《资治通鉴》等书都读遍了。他与孔令贻关系密切，对孔子也达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他与中国近代哲学家辜鸿铭经常通信，对哲学很有研究；他与徐悲鸿书信来往不断，对中国书画有着较高的欣赏水平；他与清末时期山东的巡抚周馥、杨士骧、袁树勋、孙宝琦都有联系，对中国的吏治研究得很透。在他的档案中，我们发现了他收集的中国歇后语３００多条，用中文记录的民间故事厚厚的一本，撰写的威海卫风情民俗手稿满满一袋子。

　　庄士敦也是苏格兰人，他于１８７４年生于爱丁堡，曾在迈格伦大学就读，后又在牛津大学攻读东方古典文学和历史，并获得现代历史学硕士学位。１８９８年考入英国殖民部，同年以东方见习生身份被派往香港。经过半年的汉语强化学习之后，他被任命为辅政司骆克哈特的助理，后又任香港总督卜力的私人秘书。１９０４年在骆克哈特的举荐下到威海卫任政府秘书、南区（驻地温泉汤）行政长官。１９１9年2月给末代皇帝溥仪当英语老师。1924年在中英庚子赔款团工作。１９２７年回到威海卫任行政长官。庄士敦与骆克哈特的关系特别密切。在苏格兰图书馆我们看到，仅庄士敦写给骆克哈特的信就有２０多公分厚的两大卷。同样他的知识非常渊博，天文地理，中外历史无所不通，唐诗宋词背得很多很熟，风土人情了解得很透。１９１０年出版了专门介绍威海卫的《华北的狮子和龙》，１９３４年出版了介绍溥仪宫廷生活的《紫金城的黄昏》。他收藏的珍贵文物、书籍及档案资料比骆克哈特收集的要多得多，珍贵得多。因为溥仪就送了他不少礼品，通过其他渠道获取的宫廷用品也不少。可惜在他病死后不久，所有的档案、文物都不知去向。

　　在英国，骆克哈特的威信比庄士敦要高得多，而在中国，庄士敦的名望却比骆克哈特高得多。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庄士敦曾给溥仪当过老师的经历，抬高了他的身价，提高了他在中国的知名度。二是庄士敦得罪了英国的宗教界。1910年他以林绍阳为笔名写了《一个中国人对基督教会的抗议》一书，书中公开谴责了基督教会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公开发表了“西方传教士不应到中国去，人家中国有自己的宗教，而且这种宗教信仰也很有益”的观点。当人们得知这个精通中国佛教，既懂英文又懂法文的“中国人”竟是庄士敦时，马上受到了英国宗教界的猛烈抨击，纷纷指责他的大逆不道，称其为“古怪的佛教徒”。这无疑又给庄士敦影响了他在英国的威信。

　　对于英国人更详细的评价，我们没时间做更多的了解，连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查到的那１６０多篇文章，我们也没时间去详细阅览内容。因为我们必须在１２点以前赶到英国国家档案馆取复制好的档案，第二天上午就得起程返回北京。没办法，我们只得兵分两路，留下两人处理已查阅部分的复制问题，我同翻译去国家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