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建国 编/赵文生 李涛涛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历史，一个地方不能没有历史的记忆。然而我们失去的记忆太我，太多。
　　英国租借威海卫就是一段遗失的记忆。由于失去了这段记忆，致使这段历史成为空白。这是一段不应忘却的历史，因为英国对威海卫实行32年的殖民统治，对刘公岛实行42年的军事占领，它不仅仅是威海地方史，也是中国近代史不可缺少的一页。这是一段不该失去的记忆，因为贡历归还威海卫是在和平环境下移交的，按照条约规定，英方应将行政公署的一切文书档案移交中国。然而，那些想填补历史空白的史学家们，在国内几乎查遍了所有档案馆也没查到这部分档案，最后只能是握笔兴叹。几代档案人为查找档案的去向，苦苦探求了几十年，其结果也只能是理想变为梦想。
　　当历史的时针指向20世纪90年代初期，有消息传来说，一位历史学者在英国曾见到了这部分档案。但这只是我们的一种猜测得到了证实，而能否将档案取回来还是个问号。在当时看来解决这一关键性问题，还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

北京晤见赛洛太

　　一次偶然的机会，一次历史性的机遇，使英租威海卫历史档案的查取工作有了重大转机。
　　1996年初秋，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在北京召开。我带着见世面、长见识的想法前往参加这次会议。这是世界档案界的一次盛会。会议期间，一位非洲国家代表的发言，触发了我查找档案的灵感。这位代表大声疾呼，要求某大国归还掠走的档案。虽然大会主持人提示本次会议不讨论此类问题，但他的发言却给予我很大的启示。一国占有别国档案，情况非常复杂，讲归还确有困难，但暂不谈归还，谈查阅总可以吧！于是便产生了晤见与会的英国国家档案局局长赛洛太（Sarah Tyacke）的想法。
　　还算是有缘。几经周折我们终于见到了赛洛太。她明确地告诉我们，他们开放的档案谁都可以查阅，并答应为我们的查阅提供帮助。与赛洛太的会面非常短暂，前后不过5分钟。然而就是这样一次短暂的会面揭开了我们漂洋过海查档案的序幕。

两访英国国家档案馆

　　1998年3月，我们查档小组一行四人第一次跨入了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国境。
　　英国国家档案馆是世界上馆藏量最大的档案馆之一。档案排架总长度达96英里（约154公里）。它位于伦敦西三区，北靠泰晤士河，南接幽静的别墅群。前院水池潺潺流水，后院花园红绿相拥，环境非常优美。档案馆造型别致、美观大方。东半部分是库房，西半部分是供查档使用的读者服务部。中间有一宽敞明亮的大厅，档次很高，可与五星级酒店比气派。
　　原以为我们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周到，可到了以后才知道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在家时我们就根据赛洛太提供的目录作了分析研究，将需要取回的档案在目录上做了标记，打算一到英国国家档案馆便将需要复制的目录提交出去，我们再进行其他外事活动，等活动结束之后，再回头将复制好的档案带回国。可英国人办事太认真，非要我们逐卷查阅，需复印的档案必须标明起止页。没办法，我们只是按他们的要求办。可当档案提出之后，我们全都傻了眼：原以为他们提供的目录是文件级目录，可实际上案卷目录。原来估计平均每卷不过是二三十页，可实际上每卷厚达几公分、十几公分，并且纸张很不规则，大张小张夹在一起，中文英文混到一块。 只是殖民政府的档案，另外，原始通信、威海卫法令、威海卫政府公报等，数量之多、内容之全都超出我们的预料。
　　我们的计划全被打乱了，四个人全都投入到紧张的查阅过程中。因为复印费很贵（A4幅每张0.4英镑,当时约折合人民币5.36元)大家只得一卷一卷地看，一页一页地翻，从中挑选重要的复印。
　　我们每天都是来得最早，走得最晚，中午连饭都顾不上吃。因为所要查看的档案太多、时间又太紧，我们无暇去领略伦敦塔桥的靓丽风采、白金汉宫的瑰丽景色，也没有心思去听大笨钟的报时声响、海德公园的自由演讲，更没有时间去欣赏都市的繁华、田园的风光。除了星期天档案馆不上班外，在英国的12天时间有11天是在英国国家档案馆度过的。
　　首次赴英成效很大，复制档案12000多页，缩微胶卷248米。回国后威海市委领导对我们取得的成绩非常满意，对我们的工作非常重视。得知我们由于时间短、资金少、使好多重要的档案没来得及看，有好多珍贵的照片没有取回时，领导当即表态：明年继续查！
　　1999年7月22日，由我带队的四人查档小组，再次踏上了大不列颠这个岛国。
　　7月23日我们到达伦敦后，直奔英国国家档案馆。上次查档我们同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关系处理得很好，他们为我们的查档工作提供了很多方便。比如，在提档阅卷方面，按档案的规定，每次每人只能提三卷，三卷看完之后才能提供另外的卷。而我们在查阅过程中，根据我们的阅卷速度，开始每次三卷，后来每次提供三盒（平均每盒装四五卷），再后来便用行李车向外推。
　　多亏这样，使我们得以在5天时间里翻阅了上千卷档案，最后挑选了300多卷进行复制。

拜访好朋友查尔斯

　　7月27日，在英国国家档案馆完成查档任务之后，我们又直奔弗尔哈姆（Fareham），拜访朋友查尔斯。查尔斯是我于1998年10月在威海结识的一位朋友。他自上世纪40年代始一直在英国皇家海军服役，退役时是少校军衔。他对英国海军的历史非常精通，对英国海军在刘公岛这一段历史很在研究。
　　这次到英国，本来打算在伦敦见面，可他一再邀请到他家去看看。我们一下火车，他老远就“哈喽”起来。他看起来非常精神，穿着西服，打着领带，不太多的头发梳得很整齐，皮鞋也擦得铮明瓦亮。晚上他在一家中餐馆请我们吃饭，第二天带我们参观德恩垂共济会会馆。
　　德恩垂共济会是国际慈善组织——共济会的分支机构，是英国人德恩垂.劳资（Daintree Lodge）于1902年在刘公岛上创建的。1940年日军占领刘公岛，共济会散失各地至香港，直到日军占领香港才停止活动。1947年散失各地的成员在弗尔哈姆恢复活动，由此，德恩垂共济会迁址弗尔哈姆。这个会馆中国文化气息很浓。以龙为主要图案制作的垂帘，吉祥如意之类的汉字模幅布比比皆是，威海卫、香港的历史照片挂满走廊。查尔斯在这里负责管理工作。每年我们都要为他们的年会准备一些悬帘、条幅。查尔斯不断地向我们介绍整个组织的发展历史和现在的活动情况。他为成功地举办当年的集会感到非常高兴，一再感谢我们提供的帮助。
　　在查尔斯那里收获颇丰。他不仅给我们提供了共济会、海军博物馆涉及威海卫的有关档案，还提供了100多幅从民间征集来的历史照片。在事后的几年里，我们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征集工作仍在继续。几年来仅从他手中得到的照片就有500多幅。

热心的麦西瓦和他的摄影师

　　从弗尔哈姆返回伦敦之后，7月29日我们又前往苏格兰国立图书馆，查阅骆克哈特的私人档案。
　　骆克哈特是英租威海卫期间，在威海任职19年的行政长官。他1858年生于苏格兰，毕业于爱丁堡大学。1883年在香港担任港英政府鸦片税收督办，1895年升任辅政司。1902年调威海卫任行政长官。1921年退休离开威海卫。骆克哈特在威海卫期间，积累了大量的档案资料，其中包括个人与中英重要官员、知名人士及其朋友的往来信函，亲自起草的重要文件和法律文书，个人的读书笔记，处理日常事务的记录，在威活动的照片以及个人收藏的书籍、字画、文物等。骆克哈特去世后，1967年其女玛丽亚将档案送交苏格兰国立国图书馆与沃森学校托管。这部分档案共77件，每件的纸张厚度都在20公分以上。档案的内容极为丰富，但很杂乱。那么厚的一盒子都是散放的，而目录只是“一捆信”“一摞书”之类。安排在这里的时间只有两天半，全部阅完压力太大。我们四人从早上8点开始一直忙到晚上8点，中间连口饭都顾不上吃。大家一件一件地翻，一页一页地看，从中挑选重要的作好记号留他们复印，一天下来头昏脑胀，吃完晚饭回宾馆都是十一、二点，脑袋一碰到枕头就呼呼大睡起来。
　　麦西瓦（I.F.Maciver）是原始资料部的主任，是个热心肠的人。我们一到图书馆，他就亲自帮助我们办理阅卷手续，单独安排了一个房间给我们用。在阅卷的过程中，他又多次来问我们还有什么困难。在他的关照下，提档非常及时。由于档案整理得不科学，对档案的内容和载体了解得也不准，在翻阅的过程中，不时从纸页里掉出照片来，而且都非常珍贵。这一方面给了我们意外的惊喜，另一方面意味着要增加费用。在英国各图书馆、档案馆，复制照片价格非常贵。我们带了相机和黑白胶卷，同麦西瓦商量能否自己翻拍。麦西瓦意外地答应了，并将我们带到了翻拍室。翻拍室的条件很好，先进齐全的设备，充足可调的灯光、升降自职的翻拍架，一看便让人羡慕不已。正在工作的摄影师更是热情得不得了，他停止了自己的正常工作，帮我调整灯光、安装相机，还把他的105毫米定焦镜头给了我。翻拍过程中我被灯光烤得满头大汗，摄影师又不时地递纸巾给我。为了检查拍摄效果，他亲自给我们冲洗胶卷。这样的翻拍与交给他们翻拍在质量上并没什么差别，却为我们省去了不小的花费。至今还感遗憾的是，当时没记下摄影师的名字。至今他的印象还很深：矮个子、秃顶，走起路来风风火火，嘴里老是咭噜着我听不懂的话......

异国的威海卫历史博物馆

　　苏格兰国立图书馆保存的只是骆克哈特的文字档案，而照片档案和实物档案则在沃森大学。
　　沃森大学办公楼二楼东边一角的单间屋，就是档案室。当我们到这个珍藏室时，都觉得那样的意外和吃惊：在通往上层房间的楼梯两壁，挂满了威海卫商绅赠予骆克哈特的锦旗、条幅和匾额，“威海卫”中英文字两种文字到处可见。一幅宽约2米，长约6—7米的威海卫城区巨照，顺墙角而挂，靠近楼梯扶手的地方，堆满了镶着中国字画的镜框，留出的地方只能单人行进。骆克哈特使用过的“大英钦命威海卫办事大臣”印章保存完好，在威海卫发号施令用的笔、墨、砚齐全无缺。一方威海绅商赠送的雕刻牌匾，至今还火金火亮；一块镶着威海卫租界地图的铜心托盘，到现在还闪闪发光。落款威海卫***的条幅、锦旗处处可见，签署威海卫***的字画、工艺品比比皆是。这儿真可称得上是一个威海卫历史博物馆。不！这里还是一个珍藏中华民族珍品的宝库。一个敞开的架子上，摆放着220多幅字画，这些字画大都是著名的书画家的珍品佳作，仅我们所看到就有徐悲鸿的《懒猫衅》、任伯年的竹鸟扇、任薰的《妻梅子鹤图》......地上、架子上、墙角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瓷器、铜器、木质雕刻品和手工绣编品。其中有春秋时期的铜鼓（直径约40公分），宋代的绿釉瓷盘（直径约60公分），明代的景泰蓝花瓶，涉及多个朝代的古钱币......
　　然而这儿的保管条件实在堪忧。它没有先进的设施，没有足够的空间，也没有适宜的装具，没有通风，防湿，保温设备，只有一些破烂不堪的木质书架。若说是档案室倒不如说是储藏室。这样珍贵的东西在这样的条件下保管，实在令人痛心。
　　吉尔（Michael Gill）是该校骆克哈特档案的兼职保管员，现已退休。他本是该校的一名美术教师，保管档案是兼职。我们在他的指导下，拿着事先已有目录，对着1500多幅照片，一幅幅地辨认，最后选定了860幅交给他洗印。

三访英国的机遇

　　英租威海卫历史档案查回之后，我又一头扎进档案堆里，研究起这段历史来了。最初，我只不过是怀着猎奇的心理想了解一下某些问题的发生过程，没想到却被这些问题拖入到历史的“泥潭”，并且越陷越深，深得不能自拔。当你梳理着成堆的历史资料、端详着那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你会情不自禁地置身于那个活生生的历史现场；当你把某一历史题弄清、把某一疑团解开，那种兴奋不已的感觉难认言表......
　　当然，历史研究带给我的不仅仅是兴奋，伴随而来的还有那一串串问号，一团团迷雾，有些困惑不解的问题有时会压得你透不过气来。
　　对英租威海卫历史的研究就是这样。看起来从英国取回的那些档案够丰富的了，然而真要用起来又显得那么不足。这是因为，我们查取档案时，为了节约资金，只是挑选了一部分，这使得取回来的档案支离破碎，残缺不全。我多么想再有机会去把那些能够拉直问题的档案找回来。但是，我们已经两次出国，三次赴英查取的可能非常渺茫。
　　然而，机遇再次走向我们。
　　英租威海卫历史，不仅仅是一部列强入侵史、民族屈辱史，她还具有更广阔深厚的内涵，这种内涵也构筑了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刘公岛管委会早早地看上了这种内涵的潜在价值，牢牢地盯上了开发利用的市场。他们决定与我们联合在刘公岛建一处英租威海卫历史展览馆，以英租历史为主线，用模拟的场景、复制的实物、现代的声光电技术，展现英军的侵占过程、人们的生活状态、社会的发展变化。他们提出了出国考察的想法，并提供部分资助。这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我一直在寻找机会去把那些急用的档案查回来。
　　人员名单很快定下，出访请示也获得批准。我们第一批档案查取小组，在过完小年的腊月二十五日出发了。

访英商后裔克拉克

　　在英国国家档案馆查了两天档案之后，10号早晨我们又启程直奔考文垂，拜访威海卫康来洋行的老板邓肯.克拉克的嫡孙。
　　康来洋行是威海卫的第一家外资企业。早期主要为英国驻军和殖民政府进行官方采购。威海商贸和旅游业兴起之后，该行也随之向民用领域扩展，在旅游、水上公共交通、地产业和教育等方面都有投资。在商贸方面，主要经营进出口业务，是威海当时最大的煤炭和洋货批发商之一；在邮政方面，它是香港邮政总局在威海卫的总代理；在旅游方面，它拥有陆上档次最高、规模最大的国王饭店和刘公岛上的康来饭店。1930年邓肯.克拉克年迈回国，其在威海的产业由他的两个D.克拉克和张.克拉克负责，其中，D.克拉克经营岛外的国王饭店，张.克拉克经营岛内的康来饭店。1938年3月日寇侵占威海卫，D.克拉克与张.克拉克都舍弃财产相继回国。
　　我们这次所要采访的是D.克拉克的儿子一邓.克拉克。现年65岁的邓.克拉克1937年出生在威海卫，1939年随母回国。
　　邓.克拉克早已在家等候我们。他看上去非常健康，高高的个子，魁梧的身材。落坐后他便拿出一幅长命锁，银制的，做工非常精细。上面为挂在脖子上的套链，下面为巴掌大小的石榴状银牌，一面的上方雕刻着“福”字，下面印压的“MR DUNCAN CLARK”，另面的上方雕刻着“寿”字，下方为印压的花鸟虫鱼图案。牌的下面有5根不太长的垂链。他告诉我们，这是他在威海卫出生时威海一银匠铺专为他做的。他从小戴着它，戴着它回国，戴着它长大。他非常珍爱它。他打趣说，现在他还这第健康，靠得就是这把长命锁的保佑。他告诉我们，虽然他两岁就回英国了，当时的威海卫是什么样他也不清楚，但他对威海卫的感情是永远抹不掉的：因为那是他的出生地，那里有他家三代人的足迹。
　　他还告诉我们，其父D.克拉克于1967年得了偏瘫，在床上一直躺了7年，去世前还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情并录了音。录音带里D.克拉克用非常地道的威海方言讲：“中国太好了，威海卫太好了，我真想那儿。”邓.克拉克将两盘录音带赠送给了我们。
　　说话间他又拿出一面旗来。“威海卫区旗！”我惊喜地叫了起来。此次出访之前，台湾的一位朋友给我发来一封信，说他在某网站发现了两面旗，一面是威海卫租借地的区旗，一面是威海卫行政长官旗，要我确认一下。当时我很纳闷，因为在档案中始终没有发现区旗、行政长官旗之说。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出国时我带着网上下载的旗样准备请专家定论。想不到还没请专家就在这儿解决了问题。这面旗是当初在国王饭店挂的，离现在有百年历史。
　　这之后，他拿出来给我们看的有威海商人赠送的工艺品，有两代克拉克工作时留下的用具，还有康来洋行的历史资料。桌上的一大堆影集还没有来得及翻，时间已到了一点多。我们带着几个遗感，带着几分留恋匆匆地去赶火车了。

再访沃森大学

　　按照我们的原定计划，当晚要赶到爱丁堡，第二天访问沃森大学。
　　1999年访问该校查取照片时，因时间太紧，资金不足，只是挑选了一部分，还有好多非常珍贵的照片没有取回。这些照片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我们决不能放弃这次机会。
　　吉尔这次没能给我们接站，只是给订了房间。因为他的夫人施奥娜病了，他必须在家照顾她。当夜我们按时到达爱丁堡。第二天我们在苏格兰图书馆查了一天档案。
　　第三天一大早，吉尔就来接我们。吉尔老了许多，本来就罗着的腰现在弓得更厉害了。头发与胡须又白了许多，脸上的皮肤显得有些松弛，一幅憔悴疲劳的样子。
　　吉尔管理的“收藏室”也有了很大的变化。屋还是那屋，但东西收拾得比以前规矩多了。多了几组柜、架、原来乱堆在地上的字画、乱悬在墙上的匾额、乱挂在空中的条幅、乱放在货架上的文物都得到了规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这位老人勤快起来，但我想与我们的上次查档肯定有关。因为存放了那么多年的东西几乎没人问津，我们来了之后他才真正认识到这批藏品的保存价值、利用价值和商业商业价值。我们感觉，这次在许多问题上都不如以前好商量，条件显得有些苛刻。
　　这次的工作比上次简单些，就是对着目录挑照片，选定登记清楚后交给吉尔，他再找专业人员翻洗。这次选定的照片有200多幅。另外还在所存资料中发现了一批老照片。经商量，这部分照片带到苏格兰图书馆，用他们的设备我们自己翻拍。时间非常紧迫，200多幅照片的翻拍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在资料馆馆长麦西瓦和摄影师的帮助下，我开始了紧张的翻拍工作。放平资料、调整焦距、观察效果、按动快门，......在那灯光炽热的翻拍台前，我一只腿跪着，全身弓着，机械地完成一套单调的动作。两个小时下来，我已是脚也站不稳，腰也直不起了。但我们还不能停，火车就要开了。我们又赶紧奔向火车站。

我们好想家

　　此次出访真是艰苦。
　　艰苦的原因主要是经费不足造成的。虽然刘公岛管委会提供了我的差旅费，但档案复制费我得负责。临行之前，把帐上的钱全部带上，也只不是几万元钱。如果买档案的钱全部付清，我们也就无钱回家了。即便是有处借钱，我也得为回国后单位的日子做打算。
　　从伦敦到爱丁堡，坐火车要12个小时，而且没有卧铺，只能坐着。下了火车已是凌晨半点，我们费了好大的劲找了一家外卖店，买了点面条吃，真是狼狈得很。
　　在爱丁堡期间，正是大年三十初一。举国都在观看春节联欢晚会之时，我们正在苏格兰图书馆一页一页地翻阅档案；在国人推杯问盏之际，我们却坐在四处奔波的火车上。没时间想也就罢了，一旦有了时间去想，鼻子就发酸，我们好想家！
　　三次出国查档告一段落，但档案的查取工作没有结束。在我们回国的不久，便收到了克拉克发来的历史照片；又过了一段时间查尔斯又寄来一批资料。美国英租威海卫历史专家帕梅拉教授去年五月份来访，施奥娜写信今年将带电视台的记者来拍片......我们一直同国外的档案界、史学界保持密切联系，保持畅通的征集渠道。仅去年一年，我们的来往信函就达139封。近年来，通过信函联系征集的档案资料近百件，接待来访的国外专家、学者十余批次。
　　持续不断的档案查取工作进一步促进和保障了历史研究。经过两年努力编写的《米字旗下的威海卫》已于2002年底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发行，另外一部关于英租威海卫历史的书正在编写之中。本专题稿件中刊发的威海卫的老照片，均是我三次赴英查寻档案工作所得。